朱天心专访:对我无用的就不该存活在世上吗?

朱天心:一九五八年生于中国台湾,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,与大姐朱天文、三妹朱天衣同为著名作家,著有《击壤歌》《想我眷村的兄弟》等畅销书,曾获时报文学奖及联合报小说奖等多个文学类奖项。

朱天心听好友说,小学操场摆了一具大型猫笼,不知用途,不禁非常担心。因为有些居民放了诱捕笼后,十天半个月不理,不慎入笼的猫往往饥渴或是撞伤而死。

结果,她同好友在深夜里潜入小学,两人一身黑衣,一人一头抬着诱捕笼,停停走走,偷回自家院子去了。

一个月后,里长(相当于居委会主任)打电话给她:“天心姐,笼子可以还给人家了吗?”朱天心这才知道,自己早就被监控拍到了。好在里长也是爱猫人士,知道她们这是为了保护动物,两人才没落得盗窃公物的罪名。

这是朱天心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《那猫那人那城》中叙述的一件往事。在这本书中,她记录了“街头暗巷猫猫们”的身影和故事,只是为了“留住”它们,证明它们确实来过此世此城一场。

朱天心的家中,一门两代三人都是作家。父亲朱西甯被莫言称为文学上“真正的先驱”,母亲是翻译家,姐姐朱天文是金牌编剧。朱天心耳濡目染,十七岁写就的《击壤歌》,在台五年间大卖三十万册。

从朱天心出生始,童年照片里,没有一张妈妈怀抱小孩的留影,都是妈妈抱着猫或狗,朱家姐妹脏兮兮地在一旁蹲着坐着,也搂着几只猫狗。

妈妈爱狗,爸爸爱猫。妈妈买菜,去市场一趟,就可以抱一只流浪小狗回家,爸爸也总收养同事或友人塞来的小猫。姊妹仨有样学样,放学路上,时不时也拾只小狗小猫回家。

那时朱家住在眷村,餐厅连上客厅,不到十三平方米的地方,趴满猫咪和小狗,各圈领地。一年冬天,妈妈再三言明,不得再从路边抱小狗回来,第二天朱天心仍是抱了一只,小家伙满身糊味儿,周身的毛被烧了精光,剩下一对乌沉沉的眼睛。大伙便给它取名为小糊。

天气冷,朱天心日日烧开水,把布蒙在水壶上,烘热了盖在小糊身上。小糊没能挺过去,朱天心望着空空暖暖的窝,既疲惫又灰心,大哭了一场。

在朱天心的记忆里,那个年代的人们虽忙碌于衣食饱暖,却也明白街头巷尾其他生灵讨口饭吃的苦处,无论哪家哪户,都有猫儿狗儿来去。后来家中又来了许多小猫小狗,大娃、瑜伽术、单单……都有自己的名字。

猫狗来来去去的朱家小客厅,也是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最重要的“文学工厂”。妈妈有时在家附近散步,一回头,三层楼都灯火通明,女儿、先生都在写作。在《那猫那人那城》的编辑黄平丽看来,朱家是当代华语书写的一个缩影,姐妹几个风格各异,姐姐朱天文的文章是冷调子的,朱天心则充满了热烈的人间气。

从国小开始,朱天心一直逃学回家看书。翻来覆去学几本课本,对她而言是“扼杀青春”。她不甘心只坐在教室里。家中整屋的“书墙”,她常常拎着几本课外书,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看。

文学让她不必困在学校里,可以在广阔世界尽情撒野。跑着跑着,十七岁时,一脚踏进了文坛,迎上了文学的黄金时代。那时的文学,是人生活的“基本事实之一”。年轻人中,有一些文青们是全身心投入在文学里的。

从十七岁初入文坛,到六十不惑,朱天心的世界里除了写作读书,还有救助流浪猫。有一段时间,她常去辛亥小学喂一只叫“白爸爸”的猫,白爸爸四五岁时,她便抱在怀里,低声承诺:“把拔(爸爸),将来我会带你回家养老。”

后来,白爸爸误饮了附近工地带有化学溶剂的水,得了肾衰竭。她陷入了两难,送去医院强力治疗——每天打点滴、针剂,可以延命数月,但抽搐痉挛、剧烈头疼仍会存在。“对于一只终生自由在街头,但凡有一丝体力便企想回街头的街猫,要介入到底,还是松手?”

她把猫带回了家,安了不受打扰的小窝,偶尔带到前阳台,嗅一嗅梅雨前风中,植物混杂的气味。她想让它知道,仍身处在自由的世界,“你放心”。几天后,白爸爸走了。朱天心仍回辛亥小学,喂养白爸爸的猫崽。深秋的校园肃杀荒凉,她心里默念:“白爸爸,我有做到带你回家养老吼。”

世界上每天都有天灾人祸,朱天心实在不知,如何对别人倾诉与一只猫的短暂相遇和分别,便通通写在作品里。十几年来,她的书里始终萦绕着猫,“一旦踏入猫国之境,就猫来猫去,难以休止”。

处在创作的盛年,朱天心却被动物保护工作挤占了全部时间。她和姐姐朱天文经过市政府动保处的培训,成了台北市领证的志愿者,埋头做街猫TNR(Trap捕捉、Neuter绝育、Release放回原处,为有效控制街猫的方法)。

她们曾带一对姐妹猫去结扎、剪耳、除蚤、打狂犬病疫苗,然后这对姐妹猫便常常躺卧在花坛、人行道上,非常亲近人类。居民们有人喜欢,有人不喜欢。住委会副主委女士下令社区警卫抓了她们,装箱、封死,要扔到桥下。朱家姐妹接到友人的紧急通知,在他们要处置姐妹猫的前一刻抢下,带回了家。

当晚,她和姐姐朱天文应邀赶赴一个老友约好的饭局,大家津津乐道于米其林三星餐厅、法兰克福书展时,她们强颜欢笑,心不在焉,牵挂着姐妹猫。朱天心坦言,自己早已学会一种哭法:心里头“呜呜呜”,表面却可以保持正常样子。

但是即使伤心,她也从不“自讨没趣”地说起猫的事情。她已经被告知太多遍:有钱有闲的人才关心这些。但朱天心看见,一起共事的志愿者,为了动保都累得不成人形,有人甚至把唯一的房子也拿去抵押。她并不觉得他们多伟大,而是很不幸的,“有一颗比谁都要软的心,他们无法看到而不作为”。

本世纪初的那些年,姐妹俩一晚要喂食近五十只街猫。有时她们像两个退伍老兵般,感叹十几年前那些兵荒马乱的“惨烈战事”:拎着诱捕笼,在动物医院跑进跑出;去里民大会、社区住委大会……任何能讨论处置街猫去留的地方,与人唇枪舌剑争取资源。朱天心有哮喘,有时不得不拿出气管扩张剂来,缓解气喘。

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对族群、对血缘、对种族有歧视或者有误解,她都难以轻言退休:“我不相信努力无意义,我不相信最好的时光只存在过去。”

作为诤友,作家黄锦树曾提醒朱天心:在文学和动保之间要有所取舍,以免因介入社会而荒废了文学。也常有人问她,世上那么多失业人口、孤寡老人,还有非洲难民、阿富汗儿童……尚需帮助的人太多,哪有余暇管猫狗?

但朱天心反问,眼下这只小猫在受苦,不救,今晚它可能就走了。连近在眼前的救护都不愿意的话,遑论远到看不见的人民?“我觉得都是让自己不作为的一个借口。”世界变动太快了,城市虽然变得更文明进步,但对其他生命的关切似乎反而淡漠了。“对我无用的,就不该存活吗?”她想。

身处时代的现场,要怎么锻炼自己的勇气和目光,去回避掉这些残酷的事情,这才是她觉得艰难的地方,“其实(我)只是很认真地把我自己的困惑,废墟或者是瓦砾,一块砖一片瓦地重新(垒起来),我一直在做的不过是这样的事情。”

本世纪初,一家大报做过一个策划,号召作家们一起写动物。作家席慕蓉写了一篇文章,自述夫妇俩很疼家里的猫,猫能和他们一起坐在餐桌上,吃进口芝士。

朱天心直觉不妙,在不了解也不爱动物的人眼里,这个文章会坐实“动物都过得比人都好”的论调,他们会更加觉得:那干嘛还注意这个议题?而真正为数甚多、日复一日在残酷大街求生的流浪动物,却鲜被关注。她曾向自己承诺,只要街上还有一只流浪猫,就不再写家猫。

她的第一本“猫书”《猎人们》由此诞生。扉页上写着:“这本书写给不喜欢和不了解猫的人。”第二本“猫书”《那猫那人那城》在十六年后出版,与前一本不同的是,新书加重了笔墨,去写救猫人所面临的困境。

小说家张大春曾写道,现实社会中,这些全无发言能力、地位尴尬的群体,迫使朱天心来不及讲故事了,只记录事实。有些作家对现实失望,在虚构写作中构建黄金国度,朱天心更愿意反复接受现实的打磨。

但她坦言,自己也是犹犹豫豫地前行,并不是一个英雄形象,她一直关心的除了猫狗,还有外来移工问题。台湾的东南亚裔劳工很多,被称为“移工”。他们大多从事体力劳动,薪资达不到法定基本工资,也无法行使契约权利,是台湾社会的“隐形群体”——受到不公平待遇时,大部分移工会选择隐忍。

一对夫妻曾为移工们办了一份“四方报”,用四种语言,将世界新闻和相关政策时时更新,弥补上移工们因为语言不通造成的信息差。2014年,这对夫妻又举办了移工文学奖,说服移工们投稿,而后集结泰、菲、越、印数国翻译人才将之一一译出。

朱天心认为,移工分担了本地人亮丽后的阴影,他们的生活也是现实的另一面。她应邀成为第二届评审,参与了大半年的审稿工作。在前去颁奖的公交车上,她却接到一个求助电话,是救助流浪猫的志愿者同事打来的:

“小黄(猫咪)给打瘫了,站不起来,我没有钱带它去看医生。”同事接着说,“我宁愿它第一棒就被外劳(移工)打死,好好吃了,起码它这一生不是像其他人说的一点用都没有。”大半年来,街上的猫狗时常消失,或被打断腿,或是满身刀伤。朱天心和其他志愿者一路追查,才发现工业区的外籍劳工经常在网上晒出猎食猫狗的照片。

朱天心很纠结,等会就要代表评审致辞了,要不要顺带说出此事?说了,可能会加深社会对移工的歧视;不说,又可能会有更多猫狗受害。“我一生好像没有哪一次这么的困难。”

最终,她还是在台上谈起了动物保护法。“我除了关心移工议题,也长期在关心动物保护议题,以下的发言,无涉每一个地区的文化、传统、习俗……我只是要提醒说明,台湾有一部《动物保护法》,若随意捕食哪怕是无主的狗猫,都会触犯法规,若触法经判决确定,会被遣送出境,并永远不能再入境工作。我深知大家花费了巨大的中介费才能入境工作,很不愿见到因为不知法而触法,而失去工作的机会。”

声音透过麦克风扬出来,拂过一张张错愕的脸。主办的夫妻脸色铁青。出资的老板了解朱天心,看到夫妻俩的表情,赶紧把朱天心拉过去,跟他们商量对策。

“我这个祸闯大了,”朱天心想,“我并非这么不世故的人。”但她的世故会在原则面前让步,就如朱天心在移工文学奖的总评里写的:文学的初衷,(就是)说出那真实,那或许令人忐忑不安的真实,那叫一代人不方便面对的真相。“哪怕历史列车已经轰然开走,这一页即将翻过去,我都会说,且慢且慢。”她自认有责任像《国王的新衣》里那个不合时宜的小孩一样,大声说:“国王羞羞羞,国王没有穿衣服。”

指出国王丑态的小孩并不好当。她也想过,自己或许应该降温了。“到了一个年纪,仍在发高烧,那是非常异常的。”她说。

在丈夫唐诺眼里,朱天心的爆脾气让她容不得一点恶人恶事。眼看着她所热爱的世界一天天荒薄下去,她比谁都憔悴得厉害。而今,她坚守了大半辈子的文学,似乎也变成了“荒野”。

但朱天心很不习惯、也不愿意去为文学辩护什么。中学邀请她进校谈阅读,她很别扭:“要是今天我还要向高中生说开卷有益哦,很像老王卖瓜,怎么有一天文学需要我这样子叫卖,感觉极其不好。”

她曾去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演讲,讲毕,两个学生推推搡搡地来找她,希望朱天心推荐书单。她觉得推荐书单很荒谬,“探险”书墙才更有趣,但仍然推荐道:“张爱玲吧,容易看。”

两个学生相互看了一眼,问道:“张爱玲不是死了吗?”朱天心只好再推荐了白先勇,她们又问:“白先勇不是个老头吗?”朱天心有些无奈,止不住想,那像托尔斯泰等人,似乎就更不必读了。

她发现,当下有些年轻人对出生之前的事情不感兴趣,他们认为严肃的事情“与我无关”。朱天心用十年来做了一个实验。她的一位志愿者同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,开了一门通识课,邀请朱天心每年到课堂上讲两个小时。十年下来,台上的她讲课主轴不变,仅仅与时俱进地增添新的案例,台下却大为不同。

刚开始那两年,朱天心讲着讲着会流泪,第一排的学生会递给她纸巾,自己也哭得眼泪哗哗。但到了第十年,台下的学生如同人形石碑,面无表情地听着。她犹记得最后一场,台下一位打扮精致的女生提问:“喂,你们这些爱妈(“爱心妈妈”)可以怎么样弄弄,不要看起来像流浪猫吗?”

朱天心在心里呜咽,却只好含笑答道:“那就大家多少都做一点,或对它们宽容些,那么爱妈们就可以过得不像流浪猫,跟你们一样优雅。”

朱天心没有想到学生的关注点居然是衣着。她曾一口气买了六件同款速干黑衣,打算穿到八十岁。在吃穿用度上的每分钱她都会反复斟酌:一件衣服足以买十一罐猫粮;一件冬季外套可供两只猫绝育;一个包包是一只重病街猫的医疗费。

被这个发问“刺”到的她,从此没有再去讲课。她觉得,如果学校缺少生命教育,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,对视而不见也不奇怪。而文学起码还有其影响社会的功能,她发表了几篇文章以后,会有一些读者被挑动,打算去认养流浪猫。

但时代在剧变,游戏、影视成为年轻人追逐的事物,文学大概是“最难玩又最不有趣的娱乐”。很多作家、写手,已经默默地靠近了影视产业,甚至看得出是基于哪位演员创造了人物。而文学好像变成了一片“荒野”。对她而言,这样也好,留下来的人们就更为纯粹。

朱天心不愿把文学“工具化”。要推进的议题再迫切,她也宁愿停笔,做实际的事情去表达。议题紧急,文学的孕育却需要时间。该五年五年,该十年十年,她决不会将文学献祭出去。她还会认真地写下去,即使这样的人越来越少,“我还想自己留一点点的元气做恐龙。当人们突然想看恐龙时,不必去翻阅图鉴,不必去博物馆。”

朱天心在京都(理想国供图)/朱天心和橘子,2011年摄于朱家客厅(理想国供图)

如今的她,在人生的战场上,已经到了第一线。她常回忆“十几年前更年轻的时候”,而十几年前也是五十岁了。2021年春天,当收到邀约“拍朱家纪录片”时,她们三姐妹都没再拒绝。这一纪录片被命名为《愿未央》。

父亲的离开让她一度悲痛不已,而四年前母亲去世,姐妹一起整理书信日记时意识到,“这一代人的回忆,不认真面对的话,谁会记得他们的过去和曾经?”

要勇敢地变老。这是她对丈夫和自己的寄语。她见过同代之人戴锦华远胜过自己的天真和坦诚,即使她与学生之间有巨大的代沟,也仍不卑不亢地选择留在属于自己的年代。因戴锦华早已明白,自己选择的位置是“边缘对中心,梦想对现实,反叛对秩序,幼稚对成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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